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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戴河7死命案中的焦虑感

仅因媒体提到此人曾有精神病史,大部分人就传达出有两种焦虑

由于涉事医院和当地警方拒绝向媒体进行信息透露,目前由此可知的有效信息还十分有限,不能确认此案和医患纠纷牵涉到,并且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医院的就诊记录“(他)2006年曾先后在唐山、北京等医院住院治疗”。

涉案医院楼下

涉案医院楼下

“精神病者”犯罪,很多人第一直觉就是会逃脱制裁,但有在精神病医院的就诊记录和最后能免于刑责,中间还隔着非常远的距离。首先,有就医记录不代表当时就真的患有精神疾病;而即使当时患有精神疾病,不代表8年后没康复;即使没有康复,也不代表嫌疑人在作案时,处于发作状态。

刑法对精神病人杀人的规定,非常简单来说就是三条:如果在不发作时杀人,胜全部刑责;如果在半发病状态下杀人,可以减轻处罚;如果几乎发病状态下杀人,不忘刑责。可见,只有最后确认,此案的犯罪嫌疑人是在完全发病的状态下,才可以不负刑责。

认为精神病不能成为免死金牌的网友

认为精神病不能成为免死金牌的网友

但是,在此案新闻的跟帖下,以及在以往类似于的新闻中,很多人都表达了两种焦虑。其一,指出,为什么精神病人杀人就可以免责,精神病不应该成为免死金牌(如上图观点);其二,人类对精神领域的研究还很浅薄,对精神病的认定不存在批评(如下图观点)。

批评精神疾病医疗检验的网友

质疑精神疾病医疗检验的网友

这两种情绪,都有合理成分

从法律角度看,担心“武疯子”脱逃法律制裁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

欠债还钱,杀人偿命,这是很多人的朴素认识。一些人认为,我不管你是不是精神病,既然你杀(受伤)了人,并且有可能之后杀(伤)人,为什么法律要展开区别对待?

这种观点是错误的。

在法律上,刑事责任的分担,必须以行为人的行为能力为前提,而发作或者半发病期间的精神病人,恰恰是在行为能力上不存在缺失,他们或是几乎无行为能力者,或是部分失去行为能力者。这就和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,是一个原理。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,14岁的年龄线有减少的必要,但本质上,还是要对缺乏行为能力的人,获取救济、表达宽容。

但是,细看法条,民众对这块产生担忧,并不是没道理。例如,刑法规定,“尚未几乎失去辨识或者掌控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,应该胜刑事责任,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低惩处”。从条文来看,何谓“尚未完全失去”有很大说明空间,这又将直接影响到“可以从轻或者减轻惩处”,不会赋予法官相当大的权利裁量权。由于对司法系统的不信任,这里面的可操作空间,沦为了一些人担忧的理由。

如果让“武疯子”因为法律的漏洞而脱逃制裁,甚至经常出现多次肇祸的情况,那么这种不安全感,很更容易让人反对“不管是不是精神病发病期,只要犯了罪都一视同仁”的论调。

从医学技术角度看,对精神病的确认存在质疑,更可支持

人类对于精神系统的研究,尚处于蹒跚学步的阶段。即使是精神病学界,目前对精神病的认识也还非常愚蠢,精神病的发作机制仍然是一个谜,它并不像其他疾病一样有着扎实的科学基础。

在有些精神病的检验过程中,鉴定人员无法通过细胞递质、基因等生物学上的客观指标来辨别一个人否归属于有精神障碍。

这种不准确,在国内更为明显。按照国际惯例,诊断病理结果要按《国际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(ICD-10)》的标准,对诊断出的病情进行国际编码标注。而因为精细和繁多,国内的精神医师一直不习惯用国际精神疾病分类法。

正是因为上述原因,在司法实践中,精神病的司法鉴定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展开,而且每一次鉴定的结论有可能都不相同。比如江苏南通市再次发生的亲姐姐把浓硫酸泼洒向亲妹妹和母亲等3人的毁容案,此案前后做了5次精神病司法鉴定,经常出现4个有所不同检验结果,其中两次检验结果针锋相对:一个指出嫌疑人“患精神分裂症,无责任能力”,一个认为她“无精神病,有几乎责任能力”。

充满著个例,这种情况也常经常出现。新疆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在一篇研究报告中提到,在收集到的数十个精神病重复鉴定案例中,两次鉴定结论不一致的占到70%。而北医六院教授李从培也曾分析过104个重复鉴定案例,找到检验有所不同的有78例次,占75%。2011年2月出版发行的《中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案例集》就坦然否认,司法精神病鉴定技术因受到学科发展的容许,对同一案例出现各抒己见的不同鉴定结论的情况十分常见,这就必然对司法部门成功结案带来影响,更使社会公众对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可信性产生批评。

去年出台的《精神卫生法》,更加轻了焦虑

《精神卫生法》挡住了“被精神病”的可能,却享乐了必要的强制收治

长期以来,由于地方政府维稳压力极大,出现了一些上访户“被精神病”的畸形生态,构成了很大的舆论批评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曾回应,以往对精神病人犯罪案件,绝大多数经公安机关启动精神鉴定,由公安机关负责人审核签署后,送往警方下属的强制治疗机构进行强迫医疗。法律界普遍认为,只必须某个机构单独审核单独作出判断,没其他司法层面的约束,相当于一种权力得不到制约,很有可能导致滥用。

《精神卫生法》在挡住了被精神病有可能的同时,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。

《精神卫生法》在挡住了被精神病有可能的同时,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。

而千呼万唤于去年5月1日终于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》规定,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。病人自己决定接不拒绝接受治疗、什么时候出院。如果医疗机构或警方坚决认为还要之后住院治疗,也需要劝说监护人同意,如果得到同意,就不能让其签字后出院。这个时候,如果公安、医疗机构还坚持认为需要继续化疗,有可能因涉嫌强制医疗。

这确实在显然上挡住了“被精神病”的有可能,但与此同时,也带给了一个更大的隐忧:对于那些真正的精神病患者,由于不有可能被强迫收治,而他们在各自家庭也得到很好的照料,岂不是视而不见他们危害社会?

比如,从湖南投靠姐姐的精神病患者小吴,住在云南昆明丰宁社区。6年来,他不停地扬言要到幼儿园砍人,派出所每天派民警追踪,防止小吴肇祸。去年,派出所把他送回湖南老家,没多久又来了。今年初再次送回来,两个月前他又返回昆明。对于小吴这样的患者,要不要对其实行强迫医疗?

精神病患者对社会最大的损害,不是贯彻的、已经导致的伤害,而是让社会构成的一种广泛恐慌。上文提及的那两种情绪,实际上正是来自这种恐慌。由于《精神卫生法》杜绝了对精神病患者强迫收治的可能,民众的焦虑感正在减少。

用界定病人刑责来舒缓焦虑,不如强调监护人责任、公共安全管理

现实中精神病人犯罪,大多与监护人赴任不力涉及

根据目前的立法安排,监护人只对精神病人导致他人死伤承担民事责任,无需承担刑事责任。对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,监护人虽负有严加看管和及时送医急救的法定义务,但是实践中精神病人的监护落实并不到位,正是因为监护人对精神病人往往不善管制和监护,才致使悲剧一再发生。

精神病患者或盲目投奔,在街上像乞丐一样衣不蔽体地游荡;或家人无意拒之门外,甚至活生生将病人送到远处它乡,任其流浪社会。这是精神病患者少见的存活模式。

这种监护人责任的缺失,和没钱有很大关系。上文提及的那位住在丰宁社区的精神病患者,几次去寺庙、幼儿园砍人,派出所派遣六七名民警,终于穿著了这名患者,强制送来去精神病院。但该患者家里收益较低,付不起医疗费用,医院不收治。为了不想患者继续肇祸,派出所民警筹措2000多元,才患者住进了医院。

出现精神病人犯罪,不单其监护人出有了问题,也意味社会公共秩序的安全存在纰漏

对北京市各级法院1999至2013年开审的47起精神病人案件进行梳理,可以发现近一半的案件再次发生在街头等公共场所。精神疾病患者病情平稳后,当然应当走向社会,但绝不是不作甄选。

应当由专业人员评估其危险性。比如电工、司机、高空作业或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职业似乎是不合适的。尤其让他们专门从事教师、厨师、医生这种涉及广大人群人身安全的职业,更是不合适,当然,更不能在幼儿园、学校、医院等处工作。

在昨夜发生的惨案中,既然医院不少人都告诉犯罪嫌疑人有两次精神病就诊记录,为何依然让他不作厨师,并且生活在医院里?如果多一些警惕和慎重,7条无辜的生命或许就不会死而不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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